财税激励创新存在所有制歧视_励志文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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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税激励创新存在所有制歧视

  【财新网】(专栏作家 王长勇)“十三五”时期,中国GDP年均增长不低于6.5%,已成为每年初政府和市场聚焦的议题。过去两年,股市、楼市相继繁荣,助推当年GDP超预期达标。随着“逆全球化”潮流蔓延,外部从美国经济复苏受益并不乐观,内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迟缓,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已成强弩之末,受制于收入约束的消费难有新增贡献。2017年,GDP增长能否如政府所愿,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,超过6.5%左右的预期目标,并为后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?目前来看,存在很大不确定性。传统动能下,经济完成“触底”已属不易,从高速增长回落到中高速增长并持续5-10年,政府和市场对创新驱动的期盼日益迫切。

  创新在中国从“锦上添花”转变为“雪中送炭”。政府希望创新提供新动能支撑经济发展,并优化经济结构、提高质量和效益。中央提出2017年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深化创新驱动的关键年。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称,2016年宏观调控面临多难抉择,坚持不搞“大水漫灌”式强刺激,而是依靠改革创新来稳增长、调结构、防风险。报告对2017年的重点工作任务提出要求,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,提升科技创新能力,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,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。要依靠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升级。政府工作报告称,我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,不靠改革创新没有出路。

  创新:从“锦上添花”到“雪中送炭”

  中国1995年将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”列入“九五”规划,意味着政府早在20多年前,已引入创新要素推动经济增长。但在十八大确定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”前,创新对经济更多是“锦上添花”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,国内外需求萎缩,中国经济增长由10%左右向下回调至7%以下,创新驱动的重要性凸显。

 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·波特(Michael E.Porter)将后发国家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,即生产要素驱动、投资驱动、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阶段。按此分类划分,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8年,商品市场整体需大于供、基础设施极度短缺,劳动、土地、环境等要素成本低廉,这一时期是典型的生产要素驱动阶段。

 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,商品过剩逐渐显现,要素成本上升,同期公共财政改革的推进,政府投资重点转向基础设施,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生产要素和投资双轮驱动阶段;2008年政府实施“4万亿”刺激计划,以投资驱动扩张弥补生产要素驱动的收缩,对冲危机导致的经济下滑。从1998年到2012年,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宏观政策,推升基建、房地产等投资驱动对经济的贡献,同时刺激钢铁、煤炭、水泥等要素驱动相关行业繁荣,延缓了制造业产业链由低端向高端转型升级。

  随着“4万亿”计划收尾,刺激政策的负面效应显现,地方政府债务猛增、企业产能过剩加剧、杠杆率攀升,全社会投资效率和投资回报率下降。因生产要素驱动、投资驱动同步回落,经济增速再度下探,政府期盼经济回落至中高速并得以维持。在此背景下,2012年十八大提出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”,标志着中国的创新驱动从“锦上添花”转变为“雪中送炭”。随后制定的“十三五”规划提出“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”五大发展理念,将承担双重职责的“创新”理念放在首位,既要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,又要优化经济结构、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。为达到“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”的目标,即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,“十三五”期间GDP年均增长需维持6.5%以上的水平。对此,许多经济学家预期并不乐观,预测值多在6.0%~6.5%之间,有悲观者预测为5.5%左右。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认为,“十三五”期间,中国GDP相对合理的区间是6.2%~6.7%。

  中国经济迫切需要新动能,目前创新对GDP增长的贡献,还不足以弥补传统动能的回落。国家统计局去年改革研发支出核算方法,不再将能够为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的研发支出作为中间消耗,而是作为固定资本形式处理,以反映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。2015年GDP增长6.9%,改革研发支出核算方法后,各年GDP相应增加,但增速变化并不大。看近十年的数据,改革后GDP增速年均提高0.06个百分点。其中,2015年GDP增速提高0.04个百分点。研发支出仅是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一部分,需继续改进和完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法,体现创新的经济价值。研发对GDP仅贡献了0.04个百分点,也说明创新推动GDP有很大的空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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